甩手大掌櫃         

宋曉亮

甩手大掌櫃的“美稱”，是外甥女孫琦贈我的。
    人說，有錯叫的名字，沒有錯起的外號。不過，大掌櫃三字，我可扛不動，說白了，咱就是個不敢管錢的人，罷了。
    繼承了娘的遺傳基因，仨數湊一塊兒，我就扒拉不開了。平日裡，一見到1234567，我是先發蒙，後犯暈。日積月累，每當我興致勃勃地跟他父子倆背點新聞時，一提數兒，那爺倆總是用“那種”眼神先對視，後瞧我。久而久之，我也萌發出對付他們的好點子，再觸數字，我便立刻聲明：“數兒的事，我就不提了。”要真能做到不提，那就好了，要命的是隔三差五的還要露幾個兒。
    2004年春節過後，幾位來自北京的朋友到家裡來聊天兒。眾所周知，生在天子腳下，有皇城相擁，有周口店祖先在上，頭枕燕山山脈，足踏華北平原的北京人，把侃政治視為一大愛好。就在他們侃勁倍增時，身為北京媳婦的我，也憋不住了。
    “聽說陳水扁要花5萬新臺幣搞什麼‘公投’。”我的話音剛落，即招來哄堂大笑。年逾花甲的桑大哥合不攏嘴地瞧著我，“5萬元有什麼了不起的，這倆錢兒我掏著都富裕！”知根知底的丈夫即興揭發了，“把幾億說成幾塊，把幾百說成幾千，把幾毛說幾萬，乃‘亮式猜想’。”
    家醜不可外揚。為防其父繼續爆料，兒子趕緊出言阻止。“您說我媽數字不清，可她還給人家看過餐館呢！”我噗地笑了，“甭往你媽臉上貼金了！”
    那是1999年的春天，皇朝自助餐的老闆要去印城移民局面視，非讓我去給他看店。令我無法拒絕的理由就一個：他把那日午餐的基本收費$5、75的零頭全都不要了！他按著我的肩膀，“別緊張，不管客人點什麼飲料，提什麼特別的要求，都一分不加，包括5%的稅， 也不要了，一人只收5塊錢。”
    我坦白完了，丈夫搖頭苦笑，“那天中午，鄒老闆可賠大發了！”兒子又挺身而出了。“事後鄒叔叔告訴我，有我媽坐鎮‘皇朝’，他就剩下個海踏實了。他說，我媽還給他記了賬，多少人，多少錢，那叫清楚。”
    在外人面前，兒子想保住娘的面子，倒也情有可原。然而，自己有多大道候，心裡跟明鏡似的。
    10歲那年，我跟著山東老家的香子姑去南海買海蜇，就把手裡的兩塊錢給攥沒了。自那時起，我便不敢一人拿錢了。在家有爹和二姐掌管財政；到了北京，連買個牙刷三姐都緊跟其後；成家了，一切開銷全歸丈夫打理，暑往寒來，“甩手大掌櫃”的帽子也就扣在我的腦袋上了。
    摘掉這頂“桂冠”的日期乃1982年8月14日，丈夫隻身赴美時。他遠走高飛了，家裡家外的大事小事就全撂在我一人的肩膀頭子上了。和睦親朋，半點不愁；洗衣做飯，駕輕就熟；管教兒子，更毋須他人插手。一輪到管錢，我可傻眼了。頭幾天，由孫琦大權獨攬，待她開學回返天津，我不得不揣著錢包自行上街啦！那叫緊張，那叫慌，把錢掏給了售貨員，找回時，我的直接動作是：有多少是多少，也不看，忙往包裡一扣，拉上拉鍊，提貨走人。我的“大度”立即博得了甘石橋食品店某些員工的注意加肯定：這人有錢！
    “有錢”的我，所持鈔票乃丈夫從美國寄回的。要想把美元變成人民幣則必須要到東華門大街銀行去兌換。從西單北大街乘車去王府井，其間要倒三次車。感謝家人與好友，在丈夫離家的四年裡，我獨闖銀行的紀錄一次都沒有。要麼家姐“保駕護航”，要麼好友一路奉陪。在這幫人中，最最盡職盡責的當屬老街坊張喜琴小妹妹。她一就位當保鏢時，我連摸錢的權利都被其剝奪了。喜琴這麼跟我說,"你拿錢那模樣就是挨偷的樣兒."　我有副挨偷的模樣兒？外甥王力軍也這麼說.那是83年,他從威海趕到北京陪我過大年.10天后，待他要抬腳離開時，便滿臉愁雲地看著我，“老姨呀，沒來時就不放心，來了之後就更不放心了！這往後可怎麼辦哪？”
    “沒法辦”的1300多天，還真讓我熬過去了！1986年6月16日，在首都機場見到我家戶主時，我的第三句話是，“你走這四年，我一分錢都沒丟。”他目光堅定地看著我，“丟了你也不知道！”
    哲學家認為：沒有第二次機會去塑造第一次的形象。不費那勁了，若能從心中無數進化到心中有數，能把挨偷的樣兒塑造成偷竊的樣兒，那就不是我了。
    有什麼是什麼吧！移民美國快20年了，從初期的打工，到後來的寫作，所得的酬勞或多或少，都一次不落地全交到丈夫的手裡。就連回國探親、開會，我也沒有揣錢的權利。每次，一到北京，趕緊把錢包、支票掏給我姐姐。2004年秋天回威海，力軍把我的手提包往他的櫃子一塞，“用錢跟我說。”
    “真好意思哈，多年不見，見面就搶老姨的包。”他妻嘖嘖。“你以為我願搶？”力軍砰地關上櫃門，“明天一早老姨就得到金海灣國際學術中心去參加什麼華文文學研討會。她得自己打車去，這來回的車錢，我不替她數出來，到時候指不定會弄出多少笑話呢！”
    轉天清晨，吃罷早飯，力軍拿出錢包，指給我看，“這200元放在這邊，不是特殊情況，您連摸都別摸。中線這邊的兩小卷是來回的車錢，甭打開數，一次給司機一卷您就什麼都不用管了。”合上錢包時，他唉了一聲，“跟送孩子上托兒所一樣。”
    “老姨10年沒回來了，晚上一人打車行嗎？”軍妻不安。“我說開完會給來個電話，我去接，可老姨非說不用。”“回到自己的老家，還用人接送？你們真拿我當三歲的幼童啊？”我揣好錢包，推門下樓了。
    第三天晚上，也就是9月23日20點30分左右，我完事後，剛走出大廳，就見從坡上面開來一輛黑乎乎的計程車。我一揮手，司機忙靠邊停下，拉上我就轉入正道了。一路上，我用純正的膠東土話與身旁的小夥子足足聊了15分鐘，到家時，他說死不收我的錢。我沒和他爭，只是把錢包裡的第二卷往車座上一放，一步跨到車外，趕緊抬手跟他拜拜了。
    在樓下候我的王力軍急步上前，“真有本事哈，還打了輛大紅旗，全威海市總共才三輛！”我抬眼追視，“大紅旗？！”“大紅旗”已消失在迷黃的夜幕中。
    “您給了人家多少錢？”力軍瞪我。“你交待的那第二卷呀。”他啪地一拍大腿，“壞了！”我發慌，忙下把楸他，“怎麼了？”“大紅旗的收費是18塊，咱少給人家3塊錢。”“能找到那小夥子嗎？”我著急著忙。力軍訓我，“你怎不拿出100讓他找呢？”“你不說不是特殊情況，連摸都別摸嗎?““您都坐上大紅旗了，還不是特殊情況？”他這樣回答.
    革命了，造反了！在家人面前，自己拿錢上街的機會總算讓我逮著了。
    2月19日，兒子非要帶我去逛商場。出門前，戶主把現鈔和信用卡遞給了我，“一會兒都交給洋洋啊！”考慮到錢一交到兒子手裡，我要買東西，他一準不用媽的錢。於是乎，我就把錢往包裡一放，抬腿走人了。上車時，兒子瞄我，“媽怎麼還拿包兒呀，今天？”
    拿包兒的感覺不省心、不輕鬆，老怕丟，老得在意著，留神著。拿包兒的結果又是什麼？
    在回家的路上，我忽地一身冷汗，“壞了，媽的包兒落在了沃爾瑪的手推車上！”那一刻，兒子急紅了臉。幸好發現及時，當我們調頭殺回時，藍色的手提包還那兒靜靜地挺立著。
    栽了，認了，下不為例了。
    其實，當“甩手大掌櫃”也挺有收穫的。結婚30多年了，我與我夫從沒為錢的事而發生爭執。